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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元江大象史话
[ 玉溪网   发布时间:2021-04-26   进入社区    来源:玉溪日报 ]

□  蔡传兵

4月16日,一支由17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队伍,踏入元江县因远镇,引发了微信朋友圈的围观。

媒体用“首次”“惊现”“访客”等词汇来描述这群“北漂”的大象,于是一些市民以为大象是第一次出现在玉溪的土地上。翻阅相关史籍你会发现,最晚在明代,大象还生活在元江的土地上,这里的山林溪谷都曾是它们的家园。

史志中的大象

早在旧石器时代,玉溪境内就留下过大象的足迹。抚仙湖畔的甘棠箐旧石器遗址曾入选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,遗址出土了数千件动物化石,其中就有大象,专家将之命名为“玉溪剑齿象”。

最早记载滇南一带产象的典籍是商代早期伊尹的《四方献令》,滇南一带的部族产里上贡的是短狗和象齿。明代史学家诸葛元声为伊尹这篇古文做注解,认为“象齿,滇产也”。清代学者冯苏在其著作《滇考》中说:“车里,在八百东,即古产里,汤时以短狗、象齿献。”车里是古代滇南的土司,治所在今景洪市。历史上,车里与元江辖区接壤。《后汉书》在记载云南哀牢国的物产时,将孔雀、猩猩与大象并举,同时记载了东汉“永元六年”“永初元年”哀牢国的部族上贡大象和象牙的史实。在秦汉时期,哀牢国是一个广大的地理范畴和以九隆世系维系的民族文化圈,包括了元江干流、哀牢山脉一线以西,滇南及缅甸北部的广大地域。今元江县大部都包括在其中。

之后的史志如唐代樊绰所著的《蛮书》、元代的《大元混一方舆胜览》都有云南产象的记载,主要产地都集中在滇南地区。

明确指出元江产象的史志几乎都是明代的。《天启滇志》“地理志”在描述元江府重要的地理位置时,有一段有意思的文字:“兰沧、礼社险据江关,栖霞、玉台雄称山峙。象人善战,南向而牧马者谁居?”一方面说,元江府有天然的山河屏障,有险可守,一方面又说“象人善战”。这里的“象人”即象兵,是中国古代战争中很少见到的兵种。接着在“物产志”元江府一节中,又说“至于象,可以贡,可以战”。很明确,在明代,大象一直是元江的特产。

大象在古代的用途,除了上贡、战争以外,在滇南,还可用于耕地。耕与战两种用途都很好理解,上贡到京城,有何用途,很多人都不清楚。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,大象一般以瑞兽的身份出现,常被用于古代最盛大的朝廷礼仪,比如在仪仗队中驮宝,或用于皇帝所乘之象车,一场典礼最多时要用到六头大象。这些大象到了京城后,由专门的机构象房饲养、看护,但很难再繁育后代,一旦病死、老死之后,就得靠南方土司或藩属国进贡。

贡象与战象

明代早期,朝廷对大象的需求量很大,滇南地区向朝廷进贡的大象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历史峰值。元江府的那氏土官当然也不例外。

《明史·土司传》记载:“洪武十五年改元江府。十七年,土官那直来朝贡象,以那直为元江知府,赐袭衣冠带。”当时,云南刚刚平定,元朝的元江路总管中旺之子那直就赶着大象进京,归顺明朝,朱元璋让那氏世袭元江土知府。从此,元江那氏向朝廷贡象就成了惯例。

在《明实录》中,我们还能读到很多记载:

洪武二十七年,元江府土官知府那荣,因远罗必甸长官司白文玉等五十处土官来朝,各贡马、象、衣物。

永乐十二年五月,云南元江等府故土官知府那真男那邗,贡象、马等物,皇太子命如例宴劳。

永乐十三年十二月,元江等军民府各遣人贡象、马、金银器,俱赐钞币。

那氏土官四次贡象,史籍上没有记载所贡的数量,不过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参照。在《徐霞客游记》中,徐霞客到了贵州,在距盘江铁索桥不远处的驿道上,就曾遇到来自云南的贡象队伍,贡象两大两小,共四头。当时是崇祯十一年,贡象的数量当然不能跟洪武、永乐年间相比。

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事件是发生在明代元江府的一场叛乱。据《明史·土司传》和《明实录》记载,嘉靖二十五年,土舍那鉴杀死了其侄儿、元江土知府那宪,抢夺了知府印信。这在当时是一个性质很恶劣的事件,云南镇守总兵和巡抚发兵讨伐,却只是象征性地威慑一下,不久就没了下文。四年后,那鉴密谋与安南的部族首领武文渊发动叛乱,官兵进剿,仍旧是围而不打,直到那鉴纵兵抢掠村寨,云南总兵官沐朝弼和巡抚石简才调动全省的兵马分五路进军元江,前锋攻破甘庄,那鉴乞降。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徐樾不知是计,仅带了一百余名随从到元江城外受降。不料,那鉴统率城中的象兵、马兵、土兵一起杀出,徐樾及随从全部遇难。嘉靖皇帝闻讯大怒,问责、处罚了一大批高官。可是,事件并没有得到解决。面对围剿,那鉴凭借大江天险、江中瘴气及训练有素的象兵与官军周旋,战事变得旷日持久。

到了嘉靖三十二年,新任的云南巡抚鲍象贤调集全省汉兵、土兵共七万人进剿,那鉴自知无路可退,服毒自杀,官军才得以进驻元江府城。那鉴之子那恕为了替父赎罪,退出抢夺来的地盘、印信,补缴税赋,同时主动提出贡象十二头。经巡抚奏请朝廷,那恕才得以免除死罪。后来,那恕因招降车里的功劳重新世袭祖职,那已经是万历十三年的事了。

交出印信、补缴税赋其实都是那恕必须站出来交接的任务。可以说,那氏土司是用十二头大象重新换回了朝廷的信任。一次贡象十二头,对于元江府这样地域广大的土司来说也非常态,平常年份贡象的数量应在四至十二头之间。

傣族先民与大象

说完元江的大象,有读者可能会反驳说,元江有驯象不等于就有野生大象的分布。这种疑问可能是基于现代城市动物园大象的养殖经验提出来的,殊不知,亚洲象人工繁育技术至少在明代还不像养牛养马一样普及,贡象的来源主要还是靠在野外捕捉,然后进行驯化。在《蛮书》中有一段记载:“象,开南已(以)南多有之,或捉得,人家多养之,以代耕田也。”开南即今天的景谷县一带,南诏、大理国时期,景谷与元江同属于威远城、威远赕管辖。可以看出,从唐代开始,滇南部族驯象的来源主要靠野外捕捉。到了明代,对贡象的需求越来越大,捕象已不仅仅是民间或土官的事了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明朝设立了驯象卫,其职责只有一个,就是专门捕捉、驯化野象,专业捕手多达数千人。

因而,当代学者何业恒在其所著的《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》一书说:“驯象不属野象,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野象的分布情况。”

元江的大象写入国史,与元江野象的分布紧密相关,同时也与元江傣族先民驯养大象的经验分不开。《蛮书》上说,滇南傣族先民生活的地区,“象大如水牛,土俗养象以耕田,仍烧其粪”,说明那时驯养大象已不是问题。据专家考证,历史上至少五次贡象的世袭土知府那氏家族,属于今天的傣族支系傣喇。

另外,在元江流域,还能找到许多大象留下的“印迹”。

据元江学者许洪畅考证,为了适应战争和朝贡的需要,元江府在南溪河流域设置驯养大象的牧场,“曼章那”就是因驯养大象而得名的寨子。傣语“曼”为村寨之意,“章”为象,“那”为田,即放牧大象的地方。

元江学者白玉龙则提出,甘庄古城,傣语称“勐涨”,“勐”即坝子或城,“涨”(也可写作“章”)是大象之意,意为大象之城,位于元江县甘庄大寨。

另一位在西双版纳工作的元江籍学者高立士也认为,傣语称甘庄坝为勐涨,涨为象,即历史上有亚洲象繁衍生息的地方。元江的傣族支系傣涨,仅分布在甘庄坝,为甘庄坝土著傣族。傣涨因地名勐涨而得名。

还有,在元江干流——花腰傣之乡漠沙镇大沐浴景区附近江段,有一个古渡口,至今还称为大象渡口,据说古代上贡的大象曾在这里渡江。

元江野象南迁的原因

元江大象向南迁移,并最终在县境绝迹,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。

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在其遗著《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》一文中将野象分布变迁的总趋势分为八个阶段。在第七阶段(公元1450年左右至1830年前后),云南的野象还“以广南府、元江府、景东府、顺守府、盈江县的北境为另一北界。以云南高原南部为另一最北地区”。到了第八阶段(公元1830年前后到现在),野象逐渐南迁到滇南的勐腊、景洪、西盟、沧源、盈江等县市。

究其南迁的原因,有学者归咎于人类的猎捕,如明代的贡象制,肯定是野象南迁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不过,据《清通鉴》记载:“戊戌,命吴三桂停止进献大象至京,其后境外进献之物,一概停止,以免地方输送之劳。”清康熙年间,滇南各地已经不再进贡大象,可是却无法阻止野象的南迁。在清代的云南史志典籍中,我们再也找不到元江产象的记载。

还有国内学者提出,我国野象在明清时期总体南迁是因为“小冰河期的气候转冷”,但这一结论在滇南显然是不成立的。近年来,省内学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,明朝以后大量的汉族移民入滇垦殖,将大象赖以生存的雨林变为农田,迫使象群不得不向南退却。

元江在明代一直由那氏世袭的土知府管理,实行的是土司制。汉族移民大量垦殖发生在清初朝廷在云南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之后,元江开始由流官出任知府,这应该是野象南迁的开端吧。

如今17头野象重访故园,据专家称,是因为元江境内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。但愿,此次重访,这群瑞兽不是“过客”,而是“归人”。

编辑:刘玉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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